长征，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浴血奋战、百折不挠”的形象名片载入史册、享誉世界，同时围绕长征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也成为一门专业系统的学问。从目前来看，围绕长征的学术研究，存在明显的重“智”轻“慧”和重“慧”轻“智”的研究倾向，不利于党史学习教育的常态化、制度化。笔者认为，应该将“智”与“慧”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进行结合，优势互补、扬长避短，有“智慧”地把握好长征研究。
“智”与“慧”是不同的思维方式
现代人常把“智”与“慧”统一使用，但“智”与“慧”是两回事，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各有所长、各有所限。“智”，是擅长于见闻能力的思维方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智”通“知”，《说文解字》曰：“识词也。从白、从亏、从知”，属于“见闻之知”的范畴。战国的荀子说：“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北宋的张载讲：“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这些观点说明，“智”，是人通过感觉器官认识外界事物并符合客观事实和规律的能力。所以，智力强的人往往耳聪目明，人们称之为“聪明”。在古希腊，智者，一般指的是各行各业具有专门知识和技艺的人，也就是擅长“形而下者谓之器”的人。在现代西方，智力指的是人的学习和适应环境的能力。实验心理学通过一系列主要包含观察力、记忆力、计算判断等内容的量表来测试人的智商。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智”的思维方式的优势日益凸显，“靠实证研究，让数据说话，用事实证明”一度成为科学的原则和标签。在人工智能为依托的大数据时代，更是把这种思维方式推向了极致。但是，“智”的思维方式有很大局限性，因为它是着眼“看得见摸得着”的有限性的形象思维，面对万事万物变幻的不确定性，其难以把握住根本，更难以不变应万变。西汉的贾谊曾言：“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讲的就是“智”缺乏远虑的不足。这种不足，是以科学、理性为基础的西方现代化带来人文精神危机和自然环境危机的根本原因。换句话讲，“智”的思维方式致命的弱点就是“缺心眼”，这恰好是“慧”思维方式的长处。
“慧”，是擅长于悟道的思维方式，属于张载所讲的不萌于见闻的“德性所知”，同时“德性所知”高于“见闻之知”。在《说文解字》中，“慧”通“惠”，从心。中医认为，人仅仅耳聪目明还不够，还需心惠。“慧”意味着人的神志清醒，也可以说是“了悟”。在古希腊，这种悟道式的研究世界本原的思维方式叫做“爱智慧”，后来西学东渐时被译为“哲学”。古希腊的安德罗尼柯把亚里士多德专讲事物本质、灵魂、意志自由等研究经验以外对象的著作编集成册，并称之为“物理学之后”。“慧”的优势在于用心感悟，追求自我的冥想、觉醒和顿悟，这是无中生有的带有原创性的思维过程，是一种无限性的抽象思维，追求从变幻万千的不确定性中把握确定性，力图抓住事物的根本，以不变应万变。同样，“慧”的思维方式也存在局限性。一般而言，悟道太不容易，太难掌握，既不能一蹴而就，又不能一劳永逸，否则，反而导致“故弄玄虚”，甚至变成脱离真实的空想和幻想。
更全面地做好长征研究
在长征研究的过程中存在“智”与“慧”的偏失问题。一方面存在重“智”轻“慧”的现象，主要表现在研究者掉进史料文献数据的泥潭中不能自拔，把研究的眼光紧紧盯在长征的史料细节和追求“真相还原”，试图用史料的细节与史料间的不一致来否定史料研究的整体性与统一性，并力图让人“身临其境”感悟“真实”长征。比如，一些地方投入大量资金运用元宇宙等高科技手段来全方面模拟“重走长征路”，最后演变成“娱乐长征”的闹剧。另一方面存在重“慧”轻“智”的现象，主要表现在研究者陷入政治方向的误判而曲解史料，不敢面对长征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比如，一些学者研究认为长征是当时党中央主动的战略转移。其实，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中之所以能够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就在于敢于正视错误和纠正错误，这正是我们党充满智慧的优秀品格。以上两种失之偏颇的研究，都有损长征精神的宣传和教育，不利于这段党史学习教育的入心入脑。
那么，如何从“智”与“慧”的双重维度来把握好长征研究呢？首先，在长征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中，要紧紧围绕长征及其相关问题的史料挖掘、精神研究和学理阐释而展开。长征精神的学术研究是长征研究的根本和核心，是“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的意义所在。2016年，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这五句话，是学界迄今公认的长征精神的权威内涵，长征研究要就此不断丰富完善充实长征精神，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上聚焦于长征过程中铸就的精神内涵，在学深悟透上下功夫。要做到学深悟透，就必须“知其事、究其道”，不能紧盯在长征精神的五句话的“一词一句”上囫囵吞枣、生搬硬套，而是去感悟为什么在那个革命年代要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为什么要发扬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为什么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等原则，在史料挖掘和学理阐释方面下好功夫。
其次，在长征史料的挖掘和研究过程中，要客观地区分和认识长征问题与长征精神。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远征。这是历史事实，不容否定。长征虽然是被迫的，但红军长征过程铸就的长征精神是伟大的，研究长征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不影响长征精神的伟大。同时，研究长征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要有利于弘扬和阐释长征精神，要有利于凸显和把握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鲜明品格。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我们党领导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图谋彻底失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肩负着民族希望胜利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斗争的新的伟大进军。”
研究长征的最终意义在于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要善于吸取中国共产党在长征过程中危机管理的智慧力量。在长征中，党和红军几经挫折而不断奋起，历尽苦难而淬火成钢，党领导下的红军如同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在血与火的淬炼中蹚出了一条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革命新路，生动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善于化危为机的智慧。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面临着许多“雪山”“草地”必须跨越，面临着许多“娄山关”“腊子口”必须征服，我们要用好用活长征精神，学深悟透其中所体现出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领会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最终打好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的战略主动仗。
（作者系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